去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9.7%，昭通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的精神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目前我国宪法政治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明确地方立法依据地方立法包括执行性立法、创新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五）使地方保护主义合法化地方立法主要是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设定的立法权，故地方立法主要是地方经济立法，诸如吸引外资、土地使用、税收激励、经济合同、技术进口、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等方面。

根据地方立法类别建立不同的良法标准是解决地方立法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执行性地方立法而言，地方性指的是把中央立法和地方特定条件结合起来予以立法。实现法制统一，地方国家立法机关要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14]有学者统计，在重庆的地方性法规中，有15％是对国家法律作的说明性实施办法，既不能创新超越，又不必重复说明，实在没有意义和价值[15]。立法法第八十八条具体规定了通过撤销的方式行使宪法与法律的监督权，并增加了国务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授权机关的法规、规章的监督权。

事实上，湖北省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只要各级行政机关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予以执行就行了。立法质量与法律权威性下降，立法不能与其他法治环节协调统一发展，从而有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6]。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从根本的价值定位和社会发展全局明晰了我国宪政建设的时代主题和指导思想，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基石和方向指南。甚至原来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守旧派，最后也不得不捧起维新派的衣钵、祭起新政的大旗，以为自己行将覆灭的命运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这一时期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与以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带给人们的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不同国家也都基于自己的个体性特征而在探索着符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宪政模式，从而使宪政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殊异性和多样性。

本文系司法部2012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宪法实施问题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SFB1002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8月上 进入专题： 宪政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于1911年11月3日仓促颁布了以英国君主立宪制为蓝本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

在这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风云变幻之际，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7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5页。自19世纪60年代始，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早期改良派知识精英认识到了民主政治对国家兴盛的意义，因而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立宪，明确提出了宪法问题，形成了一股宪政思潮。6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求是》，2008年第22期，第60页。

真正引起社会剧烈嬗变的，还是戊戌变法及后期改良派的主张与行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战略高度确立了我国宪政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宏伟目标。只有在对宪政的普遍性意义有深刻领悟的基础上，才能使具体的宪政机制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这些宪法性文件不仅促进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主宪政运动，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政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宪政建设的这一段曲折历程充分证明：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①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

政府有限与有为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调谐，仍然是宪政建设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我国宪法的庄严承诺，也是宪政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

近代中国的宪政寻梦历程只是绵绵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这种普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共同关切与尊重，对自由、平等、正义等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与珍视，对理想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憧憬与期盼，其与宪政产生的具体社会条件和发生作用的具体历史场景并无必然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的思想却迅速传播开来，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要求改良和实行君主立宪为政治主张的立宪派或改良派。⑤需要注意的是，宪政的价值理念与宪政的制度形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三权分立、多党制、极端个人主义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这就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制度建构和行动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完善公民宪法权利的基本类型，保证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建立起切实有效的人权保障与实现机制。当然，作为一种正在成长中的宪政，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种种不足与缺憾，例如，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宪政理想与宪政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甚至断裂的现象，宪法实施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既可以有普通法宪政主义，也可以有欧陆宪政主义，认为某种宪政模式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论证逻辑及其理论基础都只能是理性的自负与狂妄。然而，由于宪政土壤的贫瘠、宪政文化的缺失以及对宪政价值的误读，致使民主共和的宪政理念远未在神州大地扎根发芽，昙花一现的《临时约法》与其后接二连三的立宪丑剧和骗局，使得近代中国宪政的命运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孙中山虽然在宪政问题上持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但他反对照搬英美宪法，而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主张，以及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阶段论。无论是从人权与宪法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宪法存在的正当性来看，宪法都源自人权并集中表现着人权，人权在宪政理念和宪法规范中处于统摄地位。

5陈云生：《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宪法理念与制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5页。研究方向：宪法学、立法学。

实际上，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宪政的核心要素，不仅都已经被直接载入进了我国的宪法文本之中，而且还以价值观念、制度建构、宪政实践等形式深深融进了中国社会。它可以发轫于西方社会，也可以成长于非西方世界。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追溯中国宪政史，往往要寻至清末立宪，但宪政思想的启蒙与渗透却比这要早。

这不仅是一种方法性的实践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它要求我国的宪政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中国问题。宪政中国化，不仅是宪法文本的不断完善和宪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同时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建构与实践。

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宪政中国化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大纲》露骨地规定了皇帝拥有神圣尊严和至高无上的各项绝对权力，而人民的权利只不过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正是这种普遍性和共通性，构成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基础和原则。宪政中国化的当代图景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宪政道路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内在要求和鲜明标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不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尚缺乏切实而有效的宪法保障措施与机制，宪法还没有充分担当起公民权利守护神的角色。尤其是宪法修正案先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确认，使得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些宪政的核心要素都直接载入了宪法，从而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坚实而稳健的步伐和愈加清晰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反映了中国社会宪政理念的巨大进步和宪法意识的整体提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五四宪法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初步成型。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人民政权，并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等。

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显然不能自我束缚、自设藩篱，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核心原则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注意从其他国家宪政实践的成功做法中汲取有益经验，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与合理因素。

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都良性而健康地阔步前行，从而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法治建设进程和人权事业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并以其中国特色而成为世界宪政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